撰文| 李夷 @2022 春晦
在經歷民粹風潮、全球疫情之後，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烏克蘭。世界似乎即將遠離「和平發大財」的氣氛，走向資本循環衰弱中，極權嘗試以武力擴張回應內需問題的時代。而在2022年2月25日，臺灣卻成為
目前全球唯一公映《時代革命》的地區，對於面對民粹風潮、全球疫情，甚至是極權擴張，仍選擇續行於民主坎坷之路的臺灣社會而言，如何保持「自我改善」是與如何保持主體性同等重要的課題，也是維續社會意義的根本方式。以下，我將分別以來自法國與美國的學者論述出發，分享其各自對現代社會的見解，並兼談儲蓄互助社在今日臺灣的社會責任。
百年大計
在王權的時代，人們服膺於神，而在資本的時代，社會信仰著數字。我想這正是對當今人類社會困境的最佳描述之一，當西歐社會消耗大量血淚對社會祛魅，使西歐社會出現兼懷責任與權利的公民精神之後，包括台灣各脈絡人群在內的亞洲又在歷經各方壓迫與內戰後，艱辛地複製出屬於亞洲的西歐公民意象，然而未等亞洲公民休養生息，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即隨美國的崛起到來。新自由主義是個精心偽裝的強盜，是打著齊頭式平等口號行強欺弱之實的經濟騙局，是以毫無底線為掠奪原則的商業思維，是保守及古典經濟學再次透過濫用數學及理性名義使市場取代公民的嘗試。在由數篇法國學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關於全球化的訪問稿合輯而成的《防火牆》中，布赫迪厄反覆強調到新自由主義的危險之處，他呼籲歐盟能維持社會福利方針，並希望透過以歐洲國家之工會為基礎的新式國際主義能夠發揮監督與聲援受新自由主義侵害之社會的作用，然而二十多年過去，歐盟似乎隨著政治的不穩定而逐漸走向新自由主義偽裝下的保守路線。
如若觀察新自由主義那毫無人文關懷的理念，便會發現其與王權神授有多大的相似之處。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中，各國政府應當減少社會福利、關稅及貨幣自主權與經濟干預，因為上述措施將妨礙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在無須負擔任何責任的情況下隨意欺凌弱國與弱者，而此學說為自己辯護的中心思想便是那被信仰化的經濟成長目標。從新自由主義概念的前身—古典經濟學誕生的時代，資本主義即被賦予了「成長的宿命」，市場在權力的控制下，相信也被迫所有人相信「經濟一定會持續成長」，然而這卻只是個毫無根據的假設。當今的大型資本家透過權力的運作使得大家在相信理性的基礎上，相信經濟學的假設是為理性的產物，大型資本家已如過去的國王般掌握資源與權力，而理性則取代了神作為信服根源的角色。
不可否認，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在各方面都是強而有力的，可是正如古希臘社會對至高藝術的追求，當今資本社會對無止盡的數字成長慾望同樣缺乏對常民生活的關懷。這種在通過權力對人去除責任的同時，以某種終極目的之名進行壓榨，求取某些被權力賦予意義之概念的行動，或許自人類建立社會以來便不曾消失過，但當西歐經歷數百年（亞洲超過一百年）努力從王權手中奪回責任與權力之後，這些理應受我等珍視之物，又恐將被權力者的新單位—資本家奪取，我想這正是那些反抗新自由主義之人的共同擔憂吧。
儘管布赫迪厄在《防火牆》中談到的應對方案屬於歐洲，但我認為其中談及知識分子的部分仍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布赫迪厄強調知識分子不僅能跟隨社會人群走上街頭，更應該實用所學，協調各方人士，甚至需要擔任長久組織者與宣傳理念及創造象徵者，因為此三類工作的技術稀缺，正是社會運動難以產生長遠影響的主因，這些工作也是多數社會人群不擅長的領域。事實上，布赫迪厄在其後期的發表中，便反覆主張知識分子應當負起其社會責任，因為知識分子是受全社會的培育而生，因此自然需要回應社會的需求。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套思想將社會責任道德化，然而它也確實如此，有必要如此。當我們行使權利時，永遠不能忘記與其相輔相成的責任，權利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同責任一起傳承自前人的爭取與維護，我們不僅應當繼續保護它，更要努力擴大的力量，這是項任重道遠且不可不受的任務，它的責任將以一生為期負重於肩，我們能做的只有選擇以何種方式繼續。若要我提出一個具體方案，那麼加入甚至是成立儲互社將是個艱鉅卻值得奮鬥的方式，因為它不僅能組織對社會具關懷者，也能以儲互社為基地進行理念與輿論宣傳，甚至能在發展茁壯後，為組織社會運動提供資源。如此，這個組織的效益將不再侷限於既有社員，更可以將理念與影響力延伸至新的社會領域。
基於這個念想，我認為在台灣這個儲互社員高齡化的社會中成立以大學為中心的儲互社群是具有重大的實際與象徵意義的，首先，在大學成立並提供年輕人一個友善的金融單位，是儲互社發揮其最大功用的時機，其次，在現下台灣大學散布各地並普及大學教育的狀態下，以大學為單位散播資訊比透過受都市化影響的傳統聚落更為有利，最後，我認為當一個社會嘗試復甦或推廣某種社會組織時，知識分子的參與必然相得益彰且責無旁貸。
成功的反思
相對於布赫迪厄批判那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80~00年代，邁克．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以《成功的反思》一書，從「新自由主義催生民粹風潮」的角度出發，向當代經濟掛帥的社會模式提出質疑。
以血緣為重的貴族社會固然難以使今日的我們所認可，但當「才德」取代等級身分，成為個人在社會位置的「分配標榜」後，我們逐漸停止（80年代為重要分水嶺）公共與政治上的道德性討論，而以「看似最中立」的經濟成長與經濟收益為「才德」的主要，或者說唯一定義。這將引起幾個主要問題，首先是經濟收益並沒有使人信服的絕對性，且經濟評估無法計算所有形式的社會貢獻，如以經濟收益為標準，國際頭號毒梟的社會貢獻將比高中化學教師還高的多，而這明顯是無法使人信服的推論。其次，以經濟排斥公共倫理的討論，將使技術官僚「名正言順」地獨攬政治。最後，當個人成敗被視為「個人能力」之事，而全無「不可測」因素，「成功」（指經濟面）的人將無從反思社會對其成功的貢獻，例如上一代傳承的教育、經濟優勢，或社會對你才能的需求與否（如在2020年擅長扳手腕無法獲得NBA選手的經濟收益，而今日NBA選手的才能在15世紀的佛羅倫斯可說是毫無用處），而與「成功者」相反的「失敗者」則必須完全吸收失敗的責任，好似社會結構對個人的發展全無影響一般。
今日多數的人們對此現象的回應，往往訴諸「教育」（指大學學位）並認為教育將可「使人成功」、「促進社會流動」即便今日社會已出現一批佔據社經優勢的自然貴族，使教育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逐年退步，也只是制度執行面的課題，「才德至上的社會結構」與「大學教育」互為表裡是「正確的」。可這又將引發幾個問題，首先大學的學位考核與教育內容並無法滿足社會的全部運作，而獨厚大學教育又使非大學之教育機構的預算與社會觀感受到歧視。其次是使不具大學文憑的人們直接被歸類為失敗者，且失去在社會上的正面評價與歸屬感，即便其實際上擔負著不可或缺的社會角色。最後則是更為根本的問題，談論「社會是否能流動」不過是社會不願面對、解決社會因資本而愈加不平等的掩護命題，現有制度以「鼓勵、允許人們成為名正言順的壓迫者」消解了「如何減緩社會不公」的真正癥結。
在此社會貢獻與薪資混淆、文憑與資本運作取代社會歸屬感與公共討論的社會脈絡下，仇視那「為社會貢獻良多的炒作者」（炒股已經成為資本國家的經濟大宗，卻鮮少具有實質意義）、「成功的大學學位擁有者」甚至是因地位提升，而使之（指中年白人男性）「失去心理安慰的多元族群」的民粹風潮（該書以美國為案例）也就如此產生。
儘管臺灣的社會脈絡與《成功的反思》中的美國稍有不同，但作為深受美國影響且面對相同時代之挑戰的臺灣社會而言，本書提出的分析卻是值得引以思量的。對我而言，儲蓄互助社即不是也不應是基於純粹的經濟目的而生，它具備、肩負了社會連結與社群凝聚的功能與責任。有鑒於此，儲蓄互助社不該侷限於循地域而存在的社會網絡，也應該在各大學成為各自動員、宣傳、建立社會關係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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